老撾(資料圖)
  高山密林中的紅色老撾
  正因為是一個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老撾沒有過多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少走了許多彎路,在改革問題上反倒走在了越南前面。
  萬象時間5月17日早上6時30分左右,一架載有多位高官要員的老撾軍用飛機在該國北部川壙省墜毀。老撾官方初步調查顯示,事故極可能因技術失誤引發:飛機在降落過程中飛行過低,起落架曾撞擊地面樹木。“5·17”老撾墜機與2010年4月波蘭總統專機失事極其相似,都是乘坐前蘇聯造飛機,都是飛行過低觸碰樹木導致悲劇發生,代價同樣極其慘痛:包括老撾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執政黨中央宣教委員會負責人、老撾公安部部長、首都萬象市市長等16人遇難。國會主席巴尼·雅陶都行程有變,未按原計劃乘坐該機,幸運地逃過一劫。
  然而,與4年前波蘭總統卡欽斯基之死引發的廣泛關註和巨大震動不同,在老撾這個東南亞小國發生的墜機悲劇,僅僅在國際媒體上泛起一絲漣漪,便又歸於沉寂。反倒是事件附帶性地喚起國人對老撾的些許關註;當看到老撾領導人的職務頭銜也有“黨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不少人才恍悟老撾原來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準確點說,這個位處山地高原和亞熱帶丘陵地帶的古老國家如今是個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
  外力植入的革命
  老撾作為中南半島唯一的純內陸國,早期是真臘國(柬埔寨)的一部分,而在分屬南詔國和吳哥王朝達700年後,其於14世紀中葉建立了獨立的瀾滄王國(中國史籍稱其為“南掌”),進入歷史上的鼎盛期,一度是東南亞最繁榮的國家。
  二戰期間,法國對海外殖民地的掌控鬆弛。戰後,民族獨立解放和共產主義浪潮高漲,印度支那聯邦境內也掀起反對法國卷土重來的底層革命。革命由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共產黨人主導,以“越南獨立聯盟”為外圍組織推進。當時老撾的共產主義分子還很年輕稚嫩,而越南主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是早於1930年代就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老店。當時還沒有老共和柬共,而只有印度支那共產黨老撾、柬埔寨地方委員會。不少老、柬兩國未來的領導人,在1945-1954年間以實習生的身份幾乎全程參與了越南的抗法戰爭,積累了豐富的武裝鬥爭經驗。
  老撾最初的抗法力量是由3位王室親王組建的“自由老撾”組織。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利用日本戰敗、法國勢力尚未回歸的權力空白期,推動老撾獨立。“自由老撾”的核心是有紅色親王之稱的蘇發努·馮親王,他以老撾南部越南裔居民起義為契機發動武裝鬥爭,但很快在新成立的老撾王國政府軍和法軍的聯合攻勢下敗北,退入越南尋求已經建國的越共的支持,並於1949年成立了“巴特寮”武裝,接受越南的武裝和訓練。這個後來掌握老撾政權的武裝組織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越南印記。其3位首腦中,諾哈·馮沙萬是越南人,凱山·豐威漢是越老混血兒,都是印度支那共產黨黨員,而蘇發努·馮親王本人也在當地與越南女性結婚。
  1953年,在越南直接軍事介入下,巴特寮攻入老撾北部。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法國從印度支那撤軍,半島三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鬥爭獲勝,但越、老兩國卻各自陷入因制度和意識形態而生的南北分裂局面。就在1955年,印度支那共產黨老撾地方委員會獨立出來,更名為“老撾人民黨”,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老撾人民革命黨。
  在經過政治協商未果以及一系列暗戰後,老撾滑向全面內戰,這與越南戰爭的進程基本同步。半島走廊的地理特點使得老撾成為北越南下的重要通道,巴特寮因而得到河內方面不遺餘力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國的有限介入顯得蒼白無力。1973年,美越簽署和平協議,美軍撤出老撾,這意味著老撾王室軍隊失去金援和軍援,而巴特寮武裝在越南支持下越變越強。1975年8月,巴特寮開進首都萬象,奪取政權,完成了國家統一。
  就像銀行的整存整取,中南半島三國當初因法國人意志而被打包捆綁在印度支那聯邦框架內,後來共產國際也是從對付共同的帝國主義敵人(法國)考慮,將三國左翼力量打包捆綁在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框架內,故而半島三國的革命也是捆綁式的。老撾的紅色革命幾乎成了越南革命的分支和延伸,追隨河內的腳步,亦步亦趨,終於實現了社會主義在高山密林的落地。
  非典型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思想產自近代歐洲,是在進入以社會化大生產為特征的工業經濟時代後人類對於自身前景的一種假設性展望,其理論構築的基礎是以生產力最先進,站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最前沿的歐洲為樣本。馬克思曾預言共產主義最有可能先在高度發達的英法兩國實現。然而,最終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卻都是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原本低下的國家。在通過武裝鬥爭獲取政權後,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們面臨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全新課題,這些在馬、恩的著作中找不到太多的方法論,可供借鑒的範本當時只有蘇聯模式。而在實踐社會主義過程中,往往越是缺乏工業化條件,越是生產力落後的地區,對蘇聯模式的複製越是不遺餘力,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表現出一種拔苗助長式的超前性和激進性。中南半島三國中,發生在柬埔寨的革命可謂登峰造極。而老撾人革黨在這方面的作為非常有限,從而避免了本國社會經受傷筋動骨的改造。
  從主觀因素來看,老撾人革黨是一個以軍隊為基幹,以武裝鬥爭起家的政黨。其領導集團多為軍事指揮官上位,崇尚實用主義,意識形態色彩淡薄,且都由越南培養,不像留學法國的胡志明、波爾布特那樣能與現代工業文明親密接觸,對於工業化現代化沒有緊迫感;由於有越南人民軍可供依仗,巴特寮的骨幹人數一直比較有限,戰後也多留在軍隊發展,而沒有像中國1949年的南下幹部那樣大規模“軍轉地”去充實地方政權,所以老撾人革黨對於基層的行政控制力並不強。
  從客觀因素來看,人革黨也很難將蘇聯模式貫徹到底。首先,即使作為一個農業國家,老撾也是非常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基礎根本無法承載蘇聯模式的推行。其次,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廣大村社的秩序主要是由宗族勢力和長老權威來保障,人革黨的勝利更多地體現在軍事領域,其薄弱的行政力量很難撼動既存的社會結構。第三是缺乏經濟方面的有力奧援。越南老大哥戰事連連,指望不上;老撾是內陸小國,莫斯科對其也冷眼旁觀。一旦推行蘇聯模式的副作用顯現,老撾人連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即便如此,人革黨建國不久還是急不可耐地推行了蘇聯模式,譬如農業合作化、工業國有化、商業統購統銷等措施。這些舉措過急過猛,嚴重挫傷了國民的積極性。以農業為例,自1976年頒佈《農業條例》起,搞了兩年的農業合作化,結果惹出了逃亡風潮。工商業的情況也差不多。老撾的“社會主義改造”非常短暫,僅僅折騰了兩年就轉了風向。1980年,農業合作化就被尊重私有權的家庭承包制所取代,進而還可以繼承、流轉,國企也逐步按租賃、股份制、私有化放開,蘇聯模式在老撾完全破產。
  正因為是一個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老撾沒有過多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少走了許多彎路,在改革問題上反倒走在了越南前面。問題的關鍵還在於,老撾比越南少做了錯誤的事,比如沒有對外發動戰爭,這使其在借鑒中國改革時幾無障礙。
  小乘佛教的影響
  1986年,老撾人革黨四大確立了“全面革新開放”國策,此後老撾經濟每年都能維持6%-7%的高增長率,目前老撾人均GDP超過柬埔寨。當然,老撾經濟起點低,又受到地理條件限制,雖然增長率高,仍然落後於老大哥越南。
  儘管貧窮落後,但在老撾,很少能看到因貧窮而常見的不平暴戾之氣,反倒很有些安貧樂道的恬淡之氣。這倒不是多奇怪的現象,幸福感從來都是相對的。在中國,一個環境清新優美,生活壓力小的宜居小縣城的居民,他的幸福感可能要強過每日擠公交、行色匆匆的大都市上班族,哪怕其收入遠低於後者。被都市病折磨得神經衰弱的都市客乍一到老撾,很自然會被這種寧靜淡泊的氛圍所吸引,所困惑。去西藏、去香格裡拉、去不丹、去尼泊爾等地方,亦會有類似感觸。
  生活壓力小隻是客觀因素,老撾人的精神信仰的力量也不容漠視。在老撾,存在兩套象徵符號體系。一套是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政治符號,一套是以佛教為核心的社會信仰符號。漫步萬象街頭,不難發現,黨旗到處飄,和尚滿地走。兩種顏色最扎眼—紅與黃,紅彤彤的是黨旗,黃燦燦的是袈裟。
  紅與黃,就像是一個同心圓,黃色的佛教文化是老撾社會的傳統內核,紅色的黨文化則是近幾十年舶來的新外衣。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舶來的占據上風,一旦理想主義退潮,回歸常態的往往是最穩定、最能體現民族特點的精神體系。譬如老撾在1991年將國徽中的鐮刀鎚子換成佛塔,以淡化意識形態色彩,凸顯民族特色。老撾允許黨員信教,足見佛教作為傳統信仰的強大影響力,這也是執政黨主觀認識向客觀現實的妥協和適應。
  流傳於東南亞一帶的小乘佛教,是佛教中的上座部教,最早於公元前先傳入緬甸、泰國,進而擴散至整個半島。與大乘佛教在東亞大陸命運多舛不同,小乘佛教在中南半島深深扎根,並免於像在印尼、菲律賓那樣讓位於伊斯蘭教、天主教等異教。大乘佛教教義傾向於人的神化和神性的放大,傳到東亞,逐漸受中國封建專制文化影響,越來越渲染佛陀的絕對神聖性和權威性,進而對東亞各國的君權至上構成挑戰,隨後遭到打壓。在中國,北魏、北周、唐時都有過滅佛運動,到了宋代佛教徹底向儒家投降;在日本,佛教甚至世俗化、軍事領主化,最終導致織田信長火燒天台宗名山比睿山,以及德川幕府對佛教的鉗制。反觀小乘佛教,其教理教義在哲學維度上傾向於內化自度,人本色彩濃厚,將神平凡化處理,契合中南半島自然、封閉、平等的村社經濟的社會基本面,定位於做宗教文化平臺,真正做到“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小乘佛教塑造了中南半島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守土自足、知足常樂的民族心理,以及保守、平和、恬淡的文化性格。與世無爭的老撾人,正是上述特點的典型體現。
  作者:趙博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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